美國大學關停潮

插畫系學生娜塔莉·德弗魯斯西奧（Natalie DeFruscio）告訴《紐約時報》：“周五下午2點47分，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要求我申請畢業，6點03分，《費城問詢報》刊登了我的學校即將關閉的消息。”

今年6月7日，成立于1876年的費城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Arts）宣布永久關閉，全校約700名員工將被解雇，關校的決定對總計1149名學生造成影響。盡管學校表示，將幫助學生轉學到鄰近大學，包括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和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但大量師生對學校的突然關閉提出抗議。許多學生甚至是從社交媒體或《費城問詢報》5月31日的一篇文章才了解到學校將在一周后關閉。員工們在投訴中聲稱，學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決定永久關閉，這違反了聯邦法律。根據法律要求，費城藝術大學必須在大規模裁員前60天發出書面通知。

費城藝術大學

費城藝術大學，以及美國不少的藝術院校，都在疫情后陷入了財政危機。大學校長凱瑞·沃克（Kerry Walk）和董事會主席賈德森·亞倫（Judson Aaron）發表聲明，指出造成關閉的原因包括入學率和收入下降以及成本增加。他們在聲明中寫道：“不幸的是，我們無法克服我們所面臨的最終挑戰：由于現金狀況持續惡化，我們已無法支付大額的、意料之外的開支。這一情況出現得非常突然。盡管我們迅速采取了行動，但仍無法填補必要的缺口。”

據調查，僅在2023年一年內，已經有15所美國大學宣布關閉。這些非營利性學院和大學有著相似特征：多為小型、私立、依賴學費、捐贈以及政府資助的機構（以文理學院居多），由于近年來獲得的捐贈很少，入學率一直在下降，導致這些學校無法從持續的損失中恢復過來。據Best Colleges網站統計，自2020年3月以來，至少有61所公立或非營利性大學宣布關閉或合并，超過45000名學生受到影響。在經歷大學關閉的學生中，超過一半的學生（52.9%）沒有重新入學。

在疫情爆發前，高等教育就已經面臨財務挑戰，從入學人數減少到學費上漲，再到對學位價值的質疑。美國州高等教育行政官員協會的高級政策分析師瑞秋·伯恩斯（Rachel Burns）表示，在疫情爆發前處境不佳的學校，得益于額外的資金而度過了疫情，但現在他們又回到了疫情前的狀態。另一大問題是即將到來的，由于出生率下降導致的人口懸崖（指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加劇同時出現的現象）。未來，高中畢業生將會減少，這意味著潛在的大學生將會相應減少。此外，大學費用大幅上漲也導致了入學人數的下降。

咨詢公司安永估計，多達十分之一的四年制學院和大學面臨財務危機。基于現有的預測，大學的關停潮將不會停止。蓋瑞·斯托克創立的機構“College Viability”專門評估大學的財務穩定性，他提醒“消費者”優先去了解心儀大學的財務狀況。斯托克說：“如果一家餐館有衛生問題，我們就不想去那里。如果一家汽車制造商遇到了麻煩，我們為什么還要買那輛車？對于大學而言也是一樣。”

《普林斯頓評論》主編羅伯特·弗蘭尼克（Robert Franek）稱，大約95%的美國大學依靠學費生存，這意味著它們依靠學生的錢來運營。不斷減少的入學人數意味著更少的資金，最終學校關閉。面對學生人數的下降和通貨膨脹，僅僅依靠學費越來越難以支撐學校的運作。

在經濟放緩、就業競爭激增的當下，學生和支付學費的家長，更看重專業能否提升學生的就業硬實力，確保家長掏的學費、學生申請的貸款都能物有所值。

許多文理學院選擇削減人文類專業，開設就業市場急需的熱門專業，希望借此擺脫危機或加強抗風險能力。曾擔任美國大學校長的查爾斯·安布羅斯（Charles Ambrose）和麥克·奈茲（Michael T. Nietzel）都呼吁高校管理者通過“調整專業”來維持經營，即果斷淘汰表現不佳的專業或培養項目。安布羅斯提到自己在亨德森州立大學（Henderson State University）的經歷，該校于2022年公開宣布陷入極大的財務危機之中，時任校長的安布羅斯與一家戰略咨詢機構合作，以商業模式的形式對學校所有專業進行全面篩查。最終，學校砍掉了三分之一的本科專業，裁掉了67名教師，其中不乏獲得終身教職者。

此外，這些學校也努力開設就業熱門專業，包括健康、商業，以及STEM專業（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但建立這些學科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投入，一些小型高校選擇聯合綜合類大學，或聲名顯赫的常春藤學校合作辦學，吸引以就業為優先目標的學生和家長。

作為對比，以哈佛、普林斯頓、麻省理工為首的一眾大學每年收到巨額的捐贈。諸如紐約大學和普林斯頓，為家庭年收入在100,000美元以下的學生設置了無需負擔學費與食宿費的政策。但在過去幾個月圍繞巴以沖突的校園抗議風波中，捐贈者也會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對美國大學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施壓。

那么，未來的大學生需要如何面對關停潮呢？或許可能出乎人們的意料，據目前的調查數據顯示，新一代的年輕人更加謹慎地權衡上大學的利弊，并且愈發質疑大學的價值。在一份針對1000名在校生以及準大學生的研究中，只有47%的在校生和準大學生認為上大學物有所值。相較于男性學生、白人學生和千禧一代學生；女性學生、少數族裔學生，以及Z世代的學生不太相信接受大學教育能提高他們的收入或對他們的職業有益。考慮到大學學費的平均成本在過去50年里增長了兩倍，僅在過去10年里就增長了20%。調查在結尾處寫道：在經濟發展放緩的階段，大學可能不再是Z世代學生的唯一選擇，Z世代學生正在尋找其他學習途徑來改善他們的就業前景。

考古學革命重塑人類自由認知

西方當代史學者告訴我們，到公元紀元初，世界上大約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四個帝國中（羅馬、漢、安息和貴霜）。這表明歷史上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帝國之下。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帝國是自然的、有吸引力的政治結構，臣民選擇生活在帝國中，而不是生活在不受控制的環境中。但考古學革命正在改變我們對過去人口和人類自由范圍的認識。

7月5日，Aeon.co網站刊登了英國考古學家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的文章《Beyond kingdoms and empires》，質疑了帝國是人類社會主要和自然組織形式的觀點，批評了將帝國描繪為文明頂峰、而非帝國人民為野蠻和需要文明化的偏見。文章質疑了一些廣為引用的歷史人口數據的可靠性，特別是《世界人口歷史圖集》（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1978）中的數據。作者指出，這些數據具有假設性和臨時性，但卻被一些學者用來支持宏大的歷史論斷。文章鼓勵讀者批判性地審視歷史敘事，特別是那些為帝國統治辯護的觀點，并呼吁對歷史權力結構以及帝國之外的人民有更加細致和公正的理解，被掩埋的人類政治和價值觀史能夠為今天的我們提供關于選擇和自由的答案。

人類分布插圖，1851年出版

大衛·溫格羅是倫敦大學學院比較考古學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怪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nsters，2013）、 《是什么造就了文明？》(What Makes Civilization? 第2版，2018）以及與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合著的《萬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2021）。

這篇文章認為，帝國內部的暴力和統治被視為“文明”的必要條件——這種思想在社會中根深蒂固，很難扭轉。即使是經驗豐富的實證學科學者也會發現自己提出的這種論點所依據的是不可靠的資料來源。

溫格羅提到了斯坦福大學古典學和歷史學教授沃爾特·謝德爾（Walter Scheidel）根據《世界人口歷史圖集》中的人口數字對帝國結構得以維系的看法。溫格羅對這些數字的可靠性提出了質疑，因為這些數字來自一份舊出版物，其假設無法驗證。

“沃爾特·謝德爾（Walter Scheidel）認為，本文開頭引用的人口數字‘傳達了一種特殊類型國家的競爭優勢：由強大的攫取型精英維系的遙遠的帝國結構’。從‘數量上看’，他在《偉大的平定者》（The Great Leveller，2017）中告訴我們，這‘被證明是極其成功的’。謝德爾進一步推測說，‘3500年前，當國家級政體覆蓋地球陸地表面（不包括南極洲）的面積可能不超過1%時，它們就已經擁有了我們這個物種多達一半的人口’。”

溫格羅繼續寫道：

“誠然，在人類歷史的任何時期，總有一些人在等級和秩序中感到最舒服。正如艾蒂安·德·拉博埃蒂（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16世紀指出的那樣，‘自愿奴役’的來源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但是，支持這種宏偉主張的統計數據從何而來？它們可靠嗎？深入腳注，你會發現每個人都引用了相同的資料來源：1978 年出版的《世界人口歷史圖集》；平心而論，謝德爾確實還引用了喬爾·科恩（Joel Cohen）的《地球能養活多少人？》(1995），但這只是一張顯示過去人類人口數量估計值的圖表，其中所有前現代時期的數字同樣來自《世界人口歷史圖集》或以其為基礎的后續出版物。……有鑒于此，今天任何第一次查閱《世界人口歷史圖集》的人都會大吃一驚。這是一本不起眼的小冊子，而且是一本非常古老的小冊子。該書包括簡單易讀的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口分布圖，并附有精煉的文章，有時近乎簡潔。還有一個關于‘可靠性’的附錄，開頭寫道：‘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歷史人口學家的假設是無法檢驗的，因此，在統計學家的意義上，它們是可靠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控制歷史猜想質量的方法之一是使用最新的嚴謹資料。溫格羅寫道：“在社會科學領域，以1978 年的資料為依據來提出重要主張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圖集》出版時我才六歲）”。

2023年，耶魯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蒂莫西·吉納尼（Timothy Guinnane）也在《經濟史雜志》上撰文，對《圖集》的學術價值進行了評估。他認為該書“不可靠”——不過是一本僵尸統計百科全書。

除了質疑這本被廣泛引用的圖集的可靠性之外，溫格羅在文章中認為，首先值得反思的是談論由攫取型精英統治的國家的“競爭優勢”意味著什么。

“人們假定，只有‘贏家’才能開辟通往未來的可行之路。然而，這些都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與統計數據無關。它們忽略了一些令人惱火的問題，如‘有多少人從生活在帝國結構中獲益？’或‘什么是通往未來的可行之路？’我們也許會問，一個被西里西亞海盜俘虜并在羅馬時代的德洛斯奴隸市場上出售的女孩，與一個自由生活在科爾多凡南部努巴山區的女孩相比，有什么‘優勢’？據說在德洛斯，奴隸的轉手率為每天10000人，而早期羅馬帝國的奴隸總數可能在600萬到1000萬之間。從什么意義上說，他們的人數可以加到‘贏家’的一方？”

溫格羅的疑問頗有些“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悲憫，他認為，如果古代帝國需要超乎尋常的暴力、破壞和流離失所來維持運轉，那么它們究竟“成功”在哪里？今天看來，“強大的攫取型精英”再治理世界2000年，很有可能導致地球上大多數生命的毀滅。站在這樣一個制高點上回顧歷史，如果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么誰會成為歷史的“贏家”呢？歷史會讓我們所有人都成為輸家嗎？

溫格羅所提到的“考古學革命”指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曾經被視為地圖上空白的地理空間，已經被新的數據所淹沒。考古學，特別是聚落考古學和調查方法的飛速發展，是其中的主要貢獻者。這些新技術正在揭示城市生活的整個傳統，跨越幾個世紀甚至上千年，而這些傳統在以前是不被懷疑的。所有這些傳統都在過去5000年的范圍內，但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傳統可以令人信服地與官僚秩序王國或帝國的興起相提并論。

文章以亞馬遜雨林為例來說明上述觀點。該地區面積遠遠超過 200 萬平方英里，在歐洲征服之前沒有帝國的歷史，《圖集》將其描述為另一個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區，游牧覓食者稀疏分散，其謀生方式（《圖集》作者假定）永遠無法支持密集的人口。

事實并非如此。在過去的十年里，考古學家們利用機載激光器窺探森林樹冠的全貌，發現這些土地上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幾個世紀早期。道路網、梯田、祭祀用的土方工程、規劃好的居民區以及按精確幾何圖形排列的地區居住系統，這些都可以在亞馬遜地區找到，從巴西到玻利維亞，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脈的東麓。在亞馬遜的某些地區，森林本身就是過去人類與土壤互動的產物。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了豐富的“人為”（anthropogenic）土壤，被稱為terra preta de índio（印第安人的黑土），其肥沃程度遠遠超過普通的熱帶土壤。科學家們現在相信，整個亞馬遜地區還有1萬到2萬個大型遺址有待發現。

當然，同樣的程序也在改變人們對熱帶地貌的認識，這些地貌確實見證了偉大王國甚至帝國的興衰。考古學家現在相信，在公元500年，有1000萬到1500萬人生活在尤卡坦和危地馬拉北部的瑪雅低地。相比之下，《圖集》提供的同一時期墨西哥全境的人口數字僅為200萬，其中包括阿爾蒂普拉諾（Altiplano）的土著城市（我們現在知道，其中至少有一些城市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很久就已經組織起來，不是帝國，甚至不是王國，而是自治的共和國）。

文章最后總結道，在全球范圍內，對古代人口學的認識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這一改變挑戰了將帝國視為唯一重要歷史敘事的觀念。歷史上的世界是由人類自由的空間組成的，而不是帝國與王國的棋盤格。而這些發現將給現在的人們尋找出路提供啟示。

“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不僅僅是羅馬提庇留，甚至漢武帝等人創造的世界。直到令人驚訝的近代，人類自由的空間一直存在于我們星球的大部分地區。數百萬人生活在其中。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并沒有把名字刻在石頭上，但我們知道，許多人在他們的生活中，希望做的不僅僅是茍且偷生，也不僅僅是按照別人的劇本演繹‘國家的起源’——在他們的生活中，人們可以離開，可以不服從，可以嘗試其他的生活理念，甚至可以創造新形式的社會現實。

有時，不自由的人也會這樣做，但他們面臨的困難要大得多。在當時，有多少人寧愿選擇帝國的控制，也不愿選擇非帝國的自由？有多少人可以選擇？我們現在有多少選擇？似乎沒有人真正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至少現在還不知道。今后，要想阻止我們提出這些問題，需要的不僅僅是僵尸統計數據。地下埋藏著被遺忘的人類政治和價值觀的歷史。事實證明，地球的地幔，包括土壤本身，不僅是我們人類的生命支持系統，也是一個法醫檔案庫，其中蘊含著珍貴的證據，可以挑戰關于不平等、私有財產、父權制、戰爭、城市生活和國家起源的陳舊敘事——這些敘事直接源于帝國的經驗，由未來的‘贏家’書寫，而未來可能會讓我們所有人都成為輸家。

以這種方式研究人類的過去并不是為了尋找烏托邦，而是為了讓我們能夠自由地思考人類生存的真正可能性。如果不受過時的理論假設和對過時數據的教條式解釋的影響，我們是否可以用全新的眼光來審視‘文明’等詞匯的含義？我們這個物種已經存在了大約30萬年。今天，我們正站在懸崖邊上，面對著一個由環境崩潰、民主削弱和空前破壞性戰爭所定義的未來：一個新的帝國時代，也許是這樣一個時代周期中的最后一個時代，而我們真正知道的，也許只是人類經歷中的一小部分。

對于那些尋求改變方向的人來說，這種對人類自由范圍的不確定性本身可能就是解放的源泉，為通往其他未來開辟了道路。”